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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89年是人类政治史上戏剧性巨变的一年，这一年与自由民主世界对峙70余年的苏东共产主义阵营突然崩坍。尽管如此，1989年全世界最瞩目的还是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六四”屠杀镇压了持续了50天的爱国民主运动。

“六四”屠杀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前者代表的是共产党专制政治，后者则代表自由民主政治。根据前者，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专制政体维持政治稳定，保障经济改革，促经济发展；后者则是要求全面改革，促进发展，并且保证各阶层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和机会。

邓小平是前者的政治领袖和代表，后者则由知识界主导。两者的分歧和摩擦发端于70年代后期。当时枭雄毛泽东病逝，经济和政治灾难使那些资深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探索正统社会主义之外的发展思路。于是邓小平主义与自由民主思想应运而生，相互冲突，竞争中国前途。在70年代后期，二者在思想和政治上与毛派斗争，还可以说是同属改革阵营。但那时邓小平就已经数度压制自由民主人士。80年代初，邓小平联合保守共产党人，对自由民主派进行过摧毁性打击，比如镇压“民主墙”、“清污”、“反自由化”等等。但是整个80年代，倡导自由民主的知识界在打压下逐步发展，到80年代后期已经在公共空间中占压倒性优势。

1989年的政治冲突是倡导自由民主的知识界与独裁者邓小平之间争夺中国前途的一次政治冲突。中共改革派领袖胡耀邦的突然病逝引发了青年学子为民请命的大规模学潮，掀起爱国民主运动。尽管事件之初，双方都没想到进行生死决战，但事态逐步扩大升级，最后邓以军事镇压摊牌。“六四”屠杀不仅结束了持续50天的民主运动，而且在随后的政治整肃中，积累10年的自由民主力量及影响也遭到清洗。

本文从政治学方面讨论一些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一些争议问题。这些问题不仅牵连国人对这两大事件的认识，而且是与未来政治选择相关的重大话题。

一、1989年民主运动的根源和动因

“六四”屠杀震惊世界，除极少数政治力量外，全世界的大多数人都谴责这一屠杀。由于这场屠杀，中共彻底丧失了道义形象，也失去了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甚至这场屠杀的执行者军队也不愿意提及这个不光彩的事情。在中国，为这场屠杀辩护的只有这场屠杀的决策者，他们屠杀的理由是“这是西方操纵和领导的一小撮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策划和制造的**和反革命暴乱。”这是数十年来，中国政府当局镇压异议和民众反抗的一贯借口。这个指控本是政治谎言，不值得认真对待，但是后来一些人却相信当局的这一荒唐说法。因此，我需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我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之一，被政府指责为主要黑手之一。“六四”后，我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重刑。但根据我观察，这场运动是自发的，逐步升级为民众运动，并没有人操纵。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长期封杀反对力量，使得策划和组织民众运动完全不可能，而且当时知识界领军人物都不认为应该推翻当时的政权，而是寻求执政核心中的改革派和邓小平接受政治改革的建议，而且他们对于学潮是有顾虑和有保留的。当时学潮的主要领导者多是临时加入运动，并没有参政经历，也没有参加异议活动的记录。最能说明此指控荒谬的是当局自己的档案材料。19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中国政府抓捕了许多领导者和参与者，经过仔细的审讯和周密调查，最终并没有一个案例，甚至一个证据，能够证实中国政府的指控。在运动中，没有人接受境外操纵和领导，也没有人曾长期策划推翻中国政权。如果一定要说这场运动有什么黑手，那就是中国当局自己，他们的错误和罪行引发人们不满，激怒人们参与运动。比如，腐败以及敌视学潮就是促发运动的两个明显因素。

在这场悲剧冲突中，中共政权中的保守派倒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这场运动，他们不仅要镇压自由民主力量，而且要打击改革派。正是在他们的误导下，邓小平有组织有谋划地血腥镇压了运动，就他们连对运动的指控都是实施政治迫害的谋划之一。

二、1989年民主运动的合法性问题

邓小平南巡讲话启动了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发展，其为中国精英提供了改善个人境况的机会。江泽民有意识地利用人性的弱点，一方面对于政治上合作的人，为他们提供发展和腐败的机会；一方面对于异议者则进行政治迫害、经济封杀和舆论糟践。因此90年代的中国公共空间中，严肃思考和异议批评难以发出声音。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认识，民间独立知识分子也开始分化，出现了一些指责“八九”民运的看法。其中有两种看法被普遍接受，对此我需要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这关系到政治行动策略选择的正当性和判据。

一个政治行动策略，或者一个民间改变社会的行动策略，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显然与其政治目的有关。判断一个政治运动的正当性当然首先要看其目的。如果一个政治运动目的是正确的，其方式也合乎法律规范，显然它的正当性就无可挑剔。但政治行动并不都是这样。有些政治运动的目的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其行动的方式合乎法律规范，那么虽然其对社会没有进步的意义，但仍然是正当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比如，在美国三K党的集会游行，其政治目的是错的，但是只要他们遵守法律，其集会游行就是正当的，应该被社会所允许。还有，有些政治运动目的是正确的，虽然其方式违背某些法律条款，但也还是正当的。比如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其很多做法违反法律，但是印度独立运动是正当的。“公民不服从”是非暴力主义一项重要的内容，即以“非法”的方式抵制国家不合理的法律和政令。当今政治中，人们常常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作为判断政治行动是否正当的依据。但这也不是绝对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形加以判断。比如面对暴政，人们可以用暴力的方式进行反抗，像美国独立战争。

关于“八九”民运，有些人指责学生占据广场，采取违法方式表达政治诉求，有违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法制原则。他们说，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这样的政治挑战；即使在西方类似的行径也要被镇压。因此他们认为，“八九”民运缺乏正当性理由，违法破坏了社会秩序；而“六四”镇压是正当的，是按法制规范维护社会秩序。

对于中国1989年的政治事件，不能孤立地看学生的某种行为，而是要着眼国家宪政结构，对中国的政治博弈进行整体分析。1989年的政治冲突，不是某个集团的孤立行为，而是公民与国家博弈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独裁国家，但是如果从其宪法规定的政治结构和程序分析，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仅享有各种政治表达的自由和权利，而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管理国家。宪法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必须认真听取人民的意见。1989年，中国的通货膨胀、腐败、失业、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引发人民强烈不满，而中共宣传部门却严令各媒体不得触及这些敏感议题。3月份人大开会，当局又制止人大代表反映民意，少数代表不顾劝阻，批评政府，但他们的声音遭到压制和封杀。这就堵死了宪政渠道，公民失去了通过正常方式修正国家错误的可能性。于是青年学子走上街头，行使宪政权利，为民请命。

有人批评民众示威游行未经申请批准是违法的。但是所有人都清楚，中国当局制定的有关示威游行的规定是要严厉禁止游行，而不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这些条文和做法是违宪的，属于恶法。对违宪恶法，公民可以通过合法渠道争取废止或修改；但是在合法渠道堵塞的状况下，民众也可以用“公民不服从”的方式抵制恶法。如果美国人民碰到一位总统，不许媒体讨论他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准许议会监督总统，那么美国人民不仅会占领公共场所抗议，还会革命。

在自由民主国家，面对恶法，公民可以不服从，甚至以暴抗暴；即使在没有恶法的情况下，民众也常常使用“公民不服从”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比如一些工会、农会以及妇女、环保、反战等民间组织，都经常用“公民不服从”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在政治中，判断某活动是否正当，法律规范不是唯一的标准；整体的长远的社会进步和秩序常常倒是更重要的参照。

面对学潮，中国政府宣布戒严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尽管国务院总理有权对直辖市以下行政区宣布戒严，但是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均要求国务院总理必须通过办公会议或者常务会议讨论后，方能作出此类决定。显然，当时李鹏没有经过这一程序。此后，北京市民和平堵截军车，要求召开特别人代会审议其合法性并追究国务院总理的责任，是合法护宪。

国家有权对违法民众采取强制措施，以维护法治和秩序。但是，第一、必须程序合法；第二、不能过度滥用权力；第三、必须事后允许合法复议和审查。戒严令违背了程序法。“六四”屠杀是政府动用正规军打正规战的方式镇压民众，是过度滥用权力。“六四”镇压后，又严厉打击和压制任何试图复议和批评政府行为的公民努力。显然，这是进一步破坏宪政原则。

在1989年的政治冲突中，发生大规模暴力惨剧，不是因为外国势力操纵国内民间力量，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而是邓小平直接策划、组织了对民间请愿活动的残酷暴力镇压。后来披露的材料表明，邓小平做这样做不仅违背国法，而且违背共产党党章。现在还无法查清，为了实施这场残酷镇压，邓小平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让那些原本同情学生和市民的军人下手屠杀人民。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一部分，比如他们对军人进行了封闭式欺骗宣传。还有一些传言尚待证实，比如他们让特种兵假扮百姓攻击军人，以激怒军队开枪。

因此仅就合法性来看，1989年学朝起因，先是政府违宪，并用恶法禁止公民行使宪法权利表达不满、批评政府；之后，政府又违背宪政程序，过度行使暴力，镇压公民合法护宪行动；至今，他们仍然禁止公民复议“六四”镇压决策和行为，这更是严重的违宪。

三、1989年民主运动的政治行动策略

对于“八九”民运，另一种批评是指责学生激进主义的政治行动策略。他们认为，发生“六四”屠杀是因为学生不懂得斗争策略，致使邓小平无路可退，才痛下杀手；如果当时学生懂得进退之策，就不会有那么惨烈的后果。后来，又有了批判革命之说，似乎1989年民运失败是因为革命的激进主义。例如，在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中，把1989年的行动策略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相联系。甚至有人在攻击“八九”民运时，不断地讲暴力革命的危害，似乎“八九”民运是一场暴力革命。

我认为，讨论“八九”民运的策略是重要的，这是积累政治智慧的有效途径，会使我们在今后更好地操作。有关其策略失误，我认为即使退却是问题，但在当时的状态下，及时退却几乎不可能。因为运动处于非组织状态，没有人能对整个运动负责。参照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民众一旦上街，几乎都是要统治者允诺接受诉求，实行大规模政治改革，没有及时退却的先例。我认为我们该反省的是：运动中没有有效负责的谈判和沟通，这使运动不可能有和平结局。这才是重要的教训。

对于“八九”运动策略的反省， 是有关民主运动的方式方法的问题，而不是道义伦理问题。将有关运动策略的反省，推演到学生们对“六四”屠杀该负什么责任，是不当的。我们都知道，只要1989年民主运动不能达到政治改革的效果，就无法避免随后中共的政治迫害和清算；共产党在这类问题上的诺言从来不算数。有人说如果当时能及时退却，就不会有那么惨烈的结果。他们似乎认为，邓小平痛下杀手是因为运动不知道进退。稍微懂得中共的人都知道，不要说“八九”民运如此和平理性，就是再卷入些暴力，也不必以那样残酷的方式进行镇压，但是中共的残暴是有传统的。1957年，那些右派做什么了呢？无非是响应党的争鸣号召。于是上百万知识分子数十年间遭到持续迫害，牵连数代人，无数人家破人亡。这场灾难比“六四”更小吗？

在对“八九”民运的非议中，我比较重视批评者所谓“激进主义”的指责。他们的主要论点包括：第一、1989年民主运动是激进主义运动；第二、否定政治风潮和街头运动，因为这是革命，而革命会造成很大的灾难；第三、正确的政治战略应该是合法、理性、渐进、非暴力的转型。其实，这三点都站不住脚。

“八九”民运不是什么激进主义运动。比较其他国家的转型，其无论是诉求还是方式，都是很温和的，仅仅是规模很“吓人”。它没有要推翻当时的政体和政府，仅仅对政策和人事提出不同看法，还有就是要求兑现连开明专制都许可的一些公民权利和民间社会的权利。实际上这还是人民请愿运动。“八九”民运的非暴力和秩序水准是世界一流的，几乎比所有政治转型的国家的水准都高。如果我们看看“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就知道指责“八九”民运是激进主义革命多么荒谬。

为什么会有对“八九”民运的激进主义的印象？这些指责者关于激进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看“八九”后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潮，看看他们关于政治参与方式的看法和实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判断是否“激进”的标准就是统治者的容忍限度。按照这个标准，能导致邓小平震怒的行动就是激进；而邓小平之后，能导致中共执政核心震怒的行动就是激进。

即使以这个标准衡量，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八九”民运也谈不上激进，它们都是在打擦边球，只不过是没有算准“边”在哪里。这里必须指出，把统治者的容忍限度视为激进与否的标准，从政治学上看是很荒唐的。照此逻辑，如果统治者不能容忍，那么和平理性的行为也还是可以被解读为激进主义的革命。也许在80年代，当执政者中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所代表的改革派时，将统治者的容忍度作为政治行为的参照不影响历史的进步，因为这些改革派有良知底线。但在后“八九” 的腐败和残暴的政治统治中，设置这样的标准无异于让统治者为所欲为。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大规模政治风潮在社会进步中经常出现。在非民主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过渡中，没有一个国家未经过大规模政治风潮；即使在民主国家中，许多重大进步也是通过大规模政治风潮实现的。因此，在社会变革中，大规模政治风潮不是激进主义的判据，法律规范也不是激进主义的判据。

有关激进主义、革命与暴力的正当性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政治学上，无论是对人类政治实践的研究，还是对政治策略的研究，都没有否认过激进主义、革命与暴力的意义。对此，我想强调几个政治学常识。

在政治变革的关头，各种思想都会竞争掌握中国的命运。在民运内部，出现激进与温和不同的策略是正常的，而决定它们谁占主流的，不仅在于它们的诉求本身，更在于社会境况，其中统治者的施政绩效和对待民主运动的方式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统治者专横或者昏庸残暴，那么民主运动中激进主义就会占上风，由此激进主义的诉求和策略也就是合理的。

“革命”一词有太多的歧义。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对于从非民主到民主的政治变革乃是应有之意。至于不妥协地要求推翻现存制度和政府的激进革命者，他们在各国家各个时期都会存在，只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随着情势不同而不同。革命得以占据主导优势时，往往因为统治者拒绝变革，并残暴地镇压异议运动，当统治者堵死了变革之路，革命就成为正当的选项。你可以从功利角度——计算成本和收益，说革命是不明智的或者不是最佳选项；但是人民有革命的权利。革命的正当权利是许多国家宪法规定的，也是宪政的起源和得以建立的重要因素。

“暴力”在中国是个会引起强烈反感的词汇，也是中国人最误解的政治词汇。“非暴力”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成功实践所确认的新的政治行动的策略原则，但不是人类政治行动策略的普遍原则。在统治者滥用暴力的情况下，特别是由于统治者滥用暴力，人民的非暴力抗争没有任何效果，由是暴力抗暴就是正当的。在非暴力的实践中，失败的例子不比成功的更少。在对“八九”民运的反思中，许多人将非暴力原则滥用。他们要求，仅仅坚守非暴力原则还不够，还必须保证运动不会遭致统治者暴力镇压，否则就是激进主义，就是暴力冲突的作俑者。“八九”后，在一些人对非暴力的理想中，以为良好运作的社会可以免除暴力。其实，从政治学上看，国家就是在某一地理区域内垄断使用暴力的制度设施。行政机关、治安机关、法院和监狱都是以暴力强制维持秩序的设施。民主法制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暴力，而是行使暴力的标准、程序和目的不同。民主法制国家是为了全民享有和平、安全和公正的秩序，并经由法制程序和机构使用暴力；而专制国家是权力者随意滥用暴力。

合法、理性、非暴力、有序和渐进的变革道路，是个政治学上的玫瑰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自上而下地实现政治变革的，保守主义推崇的英美道路其实是充满暴力冲突的。英国《大宪章》和“光荣革命”，都是贵族以暴力逼迫国王达成妥协，英国人砍了一个国王的脑袋，赶走了另一个国王。美国有独立战争和内战，二者也都是用暴力建立了宪政框架后，国家才有了和平理性地实现制度化程序的保障。

也许对于中国政治保守主义最好的注解，是中国“后八九”的政治现实了。当国家精英们指责“八九”民运激进，并且将政治行动的策略限定为统治者可以接受的理性秩序和非暴力时，统治者并没有减少暴力，而是变得更加依赖和滥用暴力。因为在恐惧暴力的心态和谴责暴力反抗的舆论压力下，暴力成为最简单和有效的统治手段和方式。中国精英们的保守行动策略惯坏了统治者。1989年导致赵紫阳与邓小平分道扬镳的，就是赵紫阳不愿意为暴力镇压背书，也就是说当年的总书记宁愿丢官，也不愿动用暴力压制民间异议风潮。而今天，连片警、村官甚至城管都可以随意杀人。现在中国社会充斥暴力，在此情势下不可能有什么非暴力的政治转型；即使主要政治力量都接受和平的交易，但在政治现实中，政治转型还是会充满暴力冲突。

我们可以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的“囚犯困境”理论来看反对派和统治者的互动关系。精英们要求民间运动、反对派与统治者充分合作，他们强调斗则双输，和则双赢。如果统治者愿意与民间运动、反对派合作，结果自然是双赢，这是双方的最佳选择。但是如果一方合作，另一方不合作呢？按照“囚犯困境”理论，其结果是要求合作方输得比双输的结果还要惨；而坚持不合作方所占的便宜比双赢得到的还要多。因此，如果一方不合作，另一方最好也不要合作；通过双输逼迫那个不合作方选择合作。也就是说，中国统治者滥用暴力是由于民间缺少抗争的反制；因此民间需要强化抗争，包括暴力，以加大统治者暴政的代价，逼迫其改变政治方式。

从比较政治转型和比较政治行动的伦理看，导致“八九”民运失败的真实原因不是激进主义和革命，而是中国人碰到了铁血独裁者邓小平。第三波民主化转型成功的国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运动策略和方式比中国人更温和，而是他们的统治者没有选择镇压。当统治者选择镇压时，从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和东亚国家中的民主力量也都遭到惨败。

在对激进主义、革命和暴力作了上述分析之后，我必须说明我不是赞扬激进、革命和暴力，而是说它们并不是政治中必须谴责的原罪。和平、理性与合法是人类政治生活应该倡导的美德；宪政民主制度的良好运作需要这样的政治文化作为条件。然而，当统治者滥用暴力，使激进、革命和以暴抗暴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时，我们需要明智地接纳它们，即使坚守非暴力、合法抗争，但也不要谴责民众对激进、革命和以暴抗暴的选择，只能加倍谴责政府滥用暴力导致恶果。再者，我们也不必夸大革命和暴力对精神的毒化，要相信人们的常识和良知能够对之解毒。

总之，“八九”民运不是激进主义的革命，更不是暴力革命；比较其它成功的政治转型，无论就诉求还是方式，其都是温和的请愿活动。在批评“八九”民运时，一些人依据的政治思想，从人类政治实践看，是不现实的浪漫空想；从政治行为看，是不完整的道义。

四、“六四”镇压的后果与中国发展模式

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专家开始欣赏中国的成功经验。他们认为，比较地看，中国以极权的政治方式维持稳定和分配的发展模式是成功的。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但是他们希望西方民众理解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不必看重“六四”镇压的后果。在西方这种看法的鼓舞下，中国国内也有知识分子认为，“六四”镇压为中国的成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当时的死难和随后的迫害是保证这个发展的必要代价。

20年后，我们可以比当时更好地审视和评估“六四”镇压。当今中国的现实无疑是“六四”镇压的后果，这也是评估“六四”的重要标准。“六四”镇压之初，邓小平等说镇压是为了维持稳定，而稳定可以更好地解决人民提出的各项诉求。今天，看看现实很容易知道，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更恶化了。腐败从个人腐败发展到集团腐败，再到制度性腐败，再到全社会腐败，直到文化性腐败；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到如此严重，根据国际经验，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恶化到发生**和革命的程度；社会治安和犯罪率的飙升，大案要案增加，其是80年代无法想象的。80年代初期轰动全国的“二王”杀人案，现在比比皆是；当初判死刑的经济犯罪标准，现在已经是清官的操守；道德沦丧到青少年没有基本是非概念；连医院、学校、公检法机关都成为严重犯罪的场所。最令人民难以忍受的是政府黑社会化，他们不仅用黑社会性的暴力方式对付异议者，而且对付不满的民众。

“六四”是否带来稳定，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80年代，校园里出现小字报就是不稳定或者**。那时没有工农大众上街，更没有集体暴力反抗的群体事件。但今天，中国每年有近10万起群体事件。所谓稳定只是中南海和各级官员为所欲为，不受制约。80年代所谓的不稳定，是人们尚有正义感和社会热情，对社会不义和官员腐败有舆论压力。但今天，“六四”镇压导致的犬儒主义泛滥，民众对正义和良知失去信心，不再对中南海、各级政府及官员的不义有共同抵制和压力。

中国的社会学者早就有共识，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权贵资本主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勾结建立了铁三角同盟，对大众进行政治压迫、经济盘剥和心理控制。中国高速发展的成果和机会，不为全民所分享。社会学者形容中国是断裂的社会，不到8%的人掌控70%以上的财富，其中多数是权贵子弟。即使有些出自寒门的民营企业家一时发财，但最终多数落马，因为他们没有权力的庇护。据说每10年中，中国只有7%的民营企业家可以存活下来；而20年后，将只剩下万分之四十九。而中共高官子女，既没有辛勤工作，也没有特殊才能，却是父母官越高财富就越多；而且只要父母政治上不倒，他们就可以继续发财。在这种发展模式中，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均无保障。“六四”镇压维持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

将“六四”屠杀视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必要代价者有三个误区：

第一、他们认为是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只能择一。然而，“八九”运动并不是要求牺牲经济成全民主，而是要求政治与经济的全面发展。80年代的经济发展也是高速，但比1989年后要公平得多。他们进行论述的方式，是先曲解“八九”民运，然后再对之抨击。

第二、在他们的争辩中有个隐含的假设，政治转型一定会破坏经济发展。然而，从世界政治转型经验看，政治转型并不保证改善经济，但也不会破坏经济。国家政治转型后，其经济状况基本上延续转型前的经济。也就是说转型前经济好的，转型后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转型前经济不好，虽然转型也不能马上解决问题，但为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重要的是，转型后不论经济好坏，发展的成果与代价都以更公平或更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方式分配。

第三、他们的国际视野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发展普遍高于其他区域的国家，即使在冷战期间需要维持很高的军费，东亚的几个国家发展都很好。在这方面中国并不特殊，但是在廉政、平等、社会治安和道德方面，中国远不如其它东亚国家。

总之，“八九”后中国的高速发展并不是为“六四”镇压辩护的理由，反之其带来了许多严重问题，而“八九”民运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五、“八九”民运的教训

虽然在上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中国保守派精英们对于“八九”民运的批评不能成立。但是，这场运动也的确有许多教训，是我们需要吸取的。这里只讨论两点。

最重要的教训是：这场运动没有组织、计划和纲领。在如此多的阶层、势力和民众卷入其中之后，运动既没有相对一致认同的诉求，也没有成熟稳定的运作机制，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今后，不仅中国的民主运动，而且中国所有民间运动的发展都一定要解决组织、计划和纲领的问题。“外国势力操纵”、“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和 “**”说，是压在中国民间运动的三顶政治帽子。这三种说法，都是阶级斗争论，违背宪政法制社会的政治原则。在宪政法制社会，负责任的公民行动应当是“有组织、有计划和有预谋的”，应当与国际社会的相应机构接轨合作，应当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抗争政府的违法侵犯。

此外，“八九”民运在处理大的政治关系上尚不成熟，没有及时把握运动引发中国权力关系和各种势力的急剧变化所提供的机会，没有及时、妥善地应变、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和诉求，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策略教训。最典型的就是没有回应党内开明的领导层的政治作为，使得双方都失去互相发展的机会。

结束语

“八九”民运是人类政治史上罕见的和平、理性的运动。“六四”镇压导致中国畸形发展，使得所有问题都更加恶化。然而“八九”之后，许多中国精英却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由发誓讨还公道转而指责“八九”民运。现在，由于中国出现那么多问题，他们的思想又有回转的迹象。在“六四”镇压20周年的纪念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讨论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改进对中国政治的理解。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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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月刊》房东苑

　　秘密警察在中国早就存在，什么国家安全部、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啊。不过，这些手段通常都是用来对付外部渗透和内部民间的政治异己力量。近期的反腐动向表明，中纪委的权力超越了一切，已经完全变异为一个没有制约力量的怪兽。这只怪兽用秘密警察手段对付共产党自己的精英，而且其权能之大无以复加，已完全将国安、公安纳入掌控之中，使这些国之公器成为听命于纪委的工具。

　　共产党的官僚阶层正面临著自“文革”以后的最新一场恐惧。在这个灰色收入遍布的国度，谁都不知道哪天会有纪委的人来敲门，那意味著大祸临头。从中央到地方，窝案频生。中共官员们被迫结成众多各类利益攸关的帮派，相互套牢，相互依靠，以图自保。恐怖政治正打击著这个国家官僚精英最后一丝忠诚。

“当代东西厂”扩大编制

　　中共最高的反腐败机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扩大编制（如中纪委又增加了几个巡视组，又多出若干部司处的编制），因为纪委监督职能正在特务化，不仅职能部门增多，编外人员更是多如牛毛。

　　据共青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3月13日披露，2008年7月，江苏省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了68名“特别监督员”，让他们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当地官员顿时“如履薄冰”，形容为“克格勃进入政府监督”。

　　有人用“当代东西厂”来形容现在的纪委监察部门。据知情人士讲，这个说法其实恰恰是来自中共纪委内部。纪委和监察部分署办公，一个占东院，一个占西院。习惯上，内部人员也常以“东院”、“西院”相称。

　　中共十七大后，中纪委各业务室杀法凌厉，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员，即噤若寒蝉，又拼命巴结。中纪委一个分管山东的处长到山东考察，省里主要领导都亲自坐陪，地市一级的官员更是全天候陪同，像侍奉祖宗一样。可见其权力与淫威。有关评论认为，十七大之后，则因为未来的权力斗争猛起，派系林立，都要靠纪检监察系统控制和平衡权利，纪委将终成尾大不掉之势，最终成左右中共政局的最大力量。这种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正是官方新华社首先把现在的纪检作风与“东西厂”相提并论，可见这种看法早已成共识。2006年，新华社在报道湖南郴州市原
纪委书记曾锦春腐败案时，就明确报道说，“郴州市纪委成了曾锦春的‘东厂’”，曾不光管干部还管矿产开发，从2002年开始，曾锦春借助“双规”手段，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曾锦春庇护下的“护矿队”打残村民、滥杀无辜、扫荡交警队、砸毁警车、围攻派出所，无恶不作，却又“谁也奈何不了”。这种为了一己私利，构制罪名打击对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已经很普遍了。曾锦春之所以胆大妄为，是因为他同时也充当了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打手。李为了扫清障碍，建立封建式的“家天下”，授意曾锦春陷害那些与他不一条心的官员，曾因此有恃无恐，趁机巧取豪夺。中国历史上这种由于得到主子信任而终成尾大不掉的恶吏故事实在是太多，明朝主管“东西厂”的刘瑾专权时，整个官僚集团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刘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

权力斗争决定查谁办谁

　　曾锦春不仅不是一个特例，而且正演变为常例。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他们一般办什么案，查谁，也完全不是由谁腐败而决定的，而是权力斗争的方向和利益驱动所决定的，他们的主子让查谁，他们就查谁，或谁伤害了纪检监察部门权力人物的利益，他们就查谁。

　　从中央到地方，纪委办案根本不计成本。动辄上百人的专案组，一调查就是半载一年甚至更长，而且都住高档宾馆或内部招待所。查处几十万元的腐败案件，往往要花几百万。这些花费，都是财政部用预算外收入专门拨付，随时拨付。纳税人的钱不光被贪官贪，还被打著反贪旗号无限度的花费。但从来没有一项制度要求纪委公开他们的花费。腐败是黑箱操作，反腐败也是黑箱操作。

　　从各种渠道反映的信息分析，纪委这个当代“东西厂”，办案的方法，已经完全黑社会化、恐怖化、特务化。中国历史又一次上演著惊人相似的一幕。

　　抓人如绑架。按明朝刑法规定：凡是抓人，必须人赃俱获，或者有确切的证据才能够去抓。但锦衣卫抓人多是扑风捉影，事实不清。锦衣卫抓人后，先不带回衙门，在屈打成招后，再送到司法机构。由于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深受皇帝重视，地方司法机构根本不敢对他们说不，所以明知许多人是被冤枉的，也不敢纠正。被冤屈的人最后落个人财两空，甚至还搭上无辜的性命。而现在中纪委也近乎如此，只不过锁链换成了手铐，捕风捉影变成了随时随地可以开具的证明而已(纪委人员往往随身携带著大量空白的法院传唤证、公安局搜查证据留证、检察院的逮捕证、税务局的稽查证等等，根据需要随时开具，整个公检法，甚至包括国家安全机构，这些国之公器、重器，全成了纪委办案的工具)。

　　中纪委抓人，也是先找一个外界不知道的地方关起来。以前纪委抓人时，至少会通知单位的一把手，因为至少还是一级组织，现在连这个组织原则都抛弃了。很多被查人都是突然失踪，谁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据广东高级法院的人透露，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2008年6月28日被抓，她的老婆、单位都不知道，多方打听，甚至动用了全球定位系统都找不到。一个副厅级干部莫名其妙失踪了两天找不到，他供职的法院是有责任的。于是法院只好报警，最后广东省公安厅经过各方面查询，才知道杨贤才被中纪委带走。

朱志刚的老部下早被边控

　　株连九族。所谓株连九族，就是一人犯罪，家庭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这一违背人性、情理的暴虐刑制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史载燕王朱棣（明成祖）率兵入京师，夺得大权后命方孝孺替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从被害。当时受株连而遇害的达847人，他是被灭十族的。除“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的九族外，又加上了他的学生。现在，法律上是没有了，毕竟共产党要建设一个文明国家，但中纪委办案过程中，却仍然坚持著这个原则。(

　　据一些曾被迫接受过调查的人事后讲，纪检监察部门的办案，往往威胁被查对象，诸如判你的刑，让你倾家荡产，你老婆也要关进来，谁管你父母，你孩子的工作还要不要，或者孩子还想不想上学之类的。在利诱威逼下，一些人只能协助提供证明。

　　为了查找朱志刚的罪证，在朱志刚被正式立案两年前，他的孩子就被秘密实行了边防控制，禁止出境采用非法手段秘密调查。

　　中纪委还先把一个和朱志刚关系比较好的老部下，后下海经商的寇姓商人先边控，后以稽查税务逃税漏税为名查封公司，非法拘禁。结果可想而知。

告密窃听之风盛行

　　大兴告密（举报、诬陷）之风。人类越进步，越拒斥告密这种违反人权的行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认为“告密者不配称为人”。美国原安然公司副总裁莎朗?沃特金斯，虽然因为首先揭开了“安然丑闻”而成为美国2002年度《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但从那以后，“风云人物”永远失业了。相反的例子有，如在1889年,19岁的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训练中遭高年级生残忍作弄以至发生痉挛和昏厥。事后在接受法院对西点军校这种不光彩做法的调查时，他道出了详情。但当法院要他讲出恶作剧的学生时，麦克阿瑟不顾可能发生的前途危机没有选择告密而选择了沉默。这个选择使他赢得了学员们的普遍尊敬。而在中国，从古至今，统治者都喜欢并且严重依赖告密，这是每朝每代道德恶化的一个重要根源。

　　因为集权是产生告密者的制度根源，是催生告密者的天然温床。二十世纪，纳粹德国就以数量庞大、密布全国的特务机构盖世太保和告密制度来实行恐怖统治。二战后东德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同类机构斯塔齐和更为有效的告密制度。东德人口仅一千七百万，斯塔齐的特工人数竟高达十余万，再加上人数更多的告密者，几乎每6.5个人中就有一个在为斯塔齐服务，每当有十来人聚在一起时，其中就必有一人在为斯塔齐竖起耳朵。

　　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时期不仅从来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给了这类人最大的鼓励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历王为压制人民的不满而聘巫师用所谓“神术”对人民进行侦察和刺探，发现有谁批评他便立即处死。武则天时期开始大规模使用告密人，并发明了“铜匦投书”，号召和鼓励告密，使告密具有了准制度形式。明朝朱元璋设“检校”，利用这类机构去察听官吏言行甚至生活琐事，并密报他本人。“检校”就是东西厂的前身，横行于整个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谈厂卫而色变。

　　现在无论是中央还地方，只要是每次中共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官员换届、内部民主测评时期，告密信就满天飞。这几乎成为一道举世罕见的独特风景。中国官场流行一句话：要想害谁，就说他要升官。因为告密信定会雪片一样涌向纪检部门。

中纪委调查李东升

　　中共十七大前，中宣部副部长李东升已经由组织部门考察完，要升调至正部级待遇的中共610办公室当主任，但马上有很多告密信如影随形地到了中纪委，中纪委派人调查了一段时间，等十七大一过，又不了了之，李东升要升正部级的事，也就没有人再提及了。

　　这类告密信，其中有一些就是纪委的人帮自己的朋友搬倒竞争对手，亲自泡制的诬告。凭一份告密信，纪委就放出风，下来调查还美名其曰真金不怕火炼，还你人身清白。这一查，被调查的人得到提拔的可能性就没了。等过了换届期，又不了了之。这类手法在地方上十分普遍。

　　比如浙江省某市委书记就用这个手段逼迫一位副市长下台，该副市长为了保全性命，只好远离政坛，下海经商。还比如，一个省纪委的处室，可能直接无法对一位副省长动手，但可以通过让副省长的对手写匿名信、告密信的方式，对副省长的秘书或身边亲信下手，通过打击其亲信，让其在政治上失势，从而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这也是一个省纪委处长可以让一个市委书记发抖的原因。所以，社会上有“组织部让你当官你可能能当官，中纪委不让你当官你肯定当不了官”的说法。

　　上文所述江苏省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的68名“特别监督员”，是当代告密制度化的一个反映。其实就是纪委借鉴了盖世太保、克格勃等秘密组织的手段，组建的一支“便衣纪检”队伍，让他们采取盯梢、暗访、跟踪等方式，对官员8小时之外的生活进行“隐形监督”和“秘密调查”，令所有官员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惶惶然如惊弓之鸟。《江西日报》的一篇评论《利用锦衣卫反腐败靠不住》，就质疑这种制度是把“便衣纪检”弄成了“锦衣卫”。

国安部技侦局常被中纪委运用

　　而遍布所有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检举信箱、举报电话，更是最常见的告密制度化的说明。只是内容的取舍由纪委说了算。

　　还有窃听。窃听是告密的前奏。中国明代的镇边大将袁崇焕就是死于被窃听。两个受皇帝宠幸的太监被满兵捕获后，窃听了满兵的谈话，以为袁判国，回来密告了崇祯帝，多疑的崇祯帝让锦衣卫“双规”了袁崇焕，并凌迟处死，自断臂膀，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现了现代，随著科技的进步，窃听就成为秘密警察的典型手段。

　　看看反映东德秘密警察行径的电影《窃听风暴》，类似的情景正在中国大地上处处上演，主角就是纪委工作人员。过去是国家安全领域可以随意这么做，现在是公安、国安，还有电信部门的国有大型企业，全听命于纪委，都参与到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行为当中。

　　而且经常被中纪委运用的，就是国家安全部的技术侦察局。因为国家安全部门过去只负责对外安全，不涉及国内，与国内各部门地方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不易走露风声，不像公安部门整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容易泄密。国家安全被迫让位于国内政治斗争，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可见纪委的权力之大。

　　由此，下一步打击异己的罪名，无论是出于顾及到腐败太多影响中共形象，还是因为政治斗争的迫切需要，中国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特务”、“内奸”、“叛徒”，重现文革景象，也是可以预期，不足为奇的。

检察院完全成为纪委附庸

　　纪委的强势作为，还打破了中共过去的监督体系。在没有社会监督机制的前提下，过去中共靠检察院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现在检察院完全成为纪委的附庸，已经失去了监督作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打死人的“躲猫猫”事件，县、省两级检察院都无法搞清真相，只有在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过问下，才搞清真相。

　　最高检副检察长胡克惠说，“对于案件前后公布的结论不一致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最初办案时不细致，偏听偏信的缘故”。

　　可见，中共司法监督中的同级监督和上一级监督存在巨大的失效可能。而到省一级和中央高层，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机制可以监督了，比如，谁来监督中纪委？谁敢监督中纪委？两会那么多代表，中共那么多官员，谁敢提出监督中纪委？连提出这样的问题都不敢，这个权力就太可怕了。

　　有人担心，长此下去，纪检监察将成为中共内部人人害怕的最大权力机构。如果这种人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未来权力体制，肯定将以纪检监察这种新形成的秘密警察为核心构筑。苏东各国后期出现的秘密警察治国的现象，已出现在中国了。

　　绝对的权力，必须导致绝对的腐败，反腐也就必须演变成利益分肥。现在这个秘密警察系统正处于疯狂的扩张期，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机制，来制衡和监督这个秘密警察组织。

　　据纪委内部人士透露，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共产党告别强人时代，处于弱势的人只能靠人治手段来控制权力。但由于没有民主，没有制度约束，权力由上而下传递的依赖性，也给由下而上层层加码层层欺骗产生了巨大的空间。下面人员为了私利，借道反腐，假公济私的事越来越多。

胡锦涛都被蒙在鼓里

　　有些事情，不仅贵为13亿人当家人的胡锦涛不知道，就连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副书记何勇这样的大佬，他们眼皮子底下的事，都被蒙在鼓里。被手下人欺骗下套，甚至充当手下人为同党谋私利而打击无辜的帮凶。

　　当然，很多事，掌权者为了巩固权力，只要按他的要求办事，下面的人顺手捞一点私利，结一些小帮，当权者也是无可奈何，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但有些事，如果中纪委手握实权的司局长，出于党同伐异也好，出于利益集团私利也好，出于升官发财的需求也好，想要陷害省部委级官员易如反掌，只要与被陷害官员的政治对手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就完全可能通过泡制告密信等手段上报，他们可以冠冕堂皇地打著保护干部的名义要求秘密核实一下，骗得中纪委领导的同意。

　　这一秘密核查，无非是跟踪、监听、扫外围，往往就意味著该官员政治生命面临著重大考验，也往往会“核”出一些事情来。再根据秘密核查出的所谓“线索”，捕风捉影地弄一个案情重大可疑的报告，骗得中共中央常委的批示，正式启动调查程序。比如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孙永福质疑的无限期关押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一事即是如此。随时可以就动用国家公器的纪委，权力太大，有事的自然会被查出来，没事的也会通过各种可疑的所谓揭发材料弄假成真，以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这也是为什么偌大一个中国，被查的人居然没有一个清官的原因，可能吗？

　　中国历史再黑暗的时期，都有清官，难道中共连她所打倒的封建社会还不如吗？不用所谓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共，近年来中共纪检势力早已“接手”了这项连“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反华势力”都难以完成的工作。

　　在全球共同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刻，由于经济得益，西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忍中国，但这并不意味著对中国越来越严重的肆意践踏人权、自由、平等等普民价值的行为视而不见。如果任由中国秘密警察化，本来就陷入道德价值危机的中国，将进一步因为社会精英的不安而分崩离析，那对全世界都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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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年过去了，法国大革命在它的故乡，已成为左派右派都推崇的光荣历史。当年前总统密特朗在其任期内遇上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这位左派总统在巴黎大兴土木隆重庆祝。后来的右派总统希拉克更有趣，他于2006年10月在中国访问时，把法国大革命的普遍价值，当作一件珍贵的礼物，送给要搞“河蟹”（和谐）社会的中国领导人。

善于推销的希拉克总统说：“中国希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希望能够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而且做出承诺，要批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公约。……我们共和国的模式有了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的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迈向民主和人权的一个很好的启发。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我个人刚刚签署的联合声明的主要意义。”

不管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份礼物，法国大革命给人类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 ”的原则，的确是当今中国最为需要的。中共宣扬的和谐社会，之所以被网民戏称为 “河蟹”，还被网民创造一种可爱的网络动物“草泥马”将之打败，正是由于，这只 “河蟹”缺少法国大革命的基本价值。

◎ 中国革命走上歧路

“ 买椟还珠”的成语，一般用来比喻舍本逐末、取舍失当的行为。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在继承法国大革命遗产方面，可以说采取了一种类似买椟还珠的做法：它舍弃了法国大革命关于人权的精神理想，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却效仿了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革命暴力和专制主义形式。

早期认识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精英，大都还服膺其民权思想。例如，康有为于1898年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兰西革命记》，描写革命之严酷，敦促清廷变法：“臣窃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而后不少中国知识份子热情宣传和讴歌法国大革命，如邹容等人努力播自由平等之种子，陈天华推崇《民约论》的启蒙作用。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同盟会一开始就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孙中山的 “创建民国”，即以民权主义作为核心。可以说，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主义的历史，民权思想并未在这块贫瘠落后的土地上生根，而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一场又一场革命产生，例如“二次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

于是革命被奉为圭臬，关于“民权”的呼声微弱了，代之以“革命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师，而俄国革命原以法国大革命为师。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传入，人们忘记了法国大革命的初衷是实现人权，结果手段变成了目的，革命走上歧路，成了野心家夺取权力的法宝。此后，毛泽东以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还“继续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令中国陷入惨绝人寰的地步。

◎ 法国革命者背叛自己的信条

正因为“买椟还珠”的中国革命是如此恐怖，因此，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告别革命”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些中国学者不便直指共产党革命的残忍，于是把这笔帐清算到二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头上去。这一类否定法国大革命的中国学者，仍然只注意到楚人那个装珠宝的盒子，忘记了那个盒子里原本是有一块奇异美好的珠宝的。

如果我们直面法国大革命本身，理清事实的因果关系，就可以发现，尽管法国大革命在其后期，出现了暴力、血腥和专制恐怖，但并不能因此抹杀它前期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不能否认法国革命者立志解放人类，要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人都带来自由的理想。那些价值和理想本身丝毫也不血腥。

相反，正是法国革命者后来违背了他们先前提倡的信条，才揭开悲剧的帷幕。当革命者不再给其他派别自由平等时，当他们不再坚持博爱原则而滥用暴力，以“公意” 之名取消个人权利时，他们就已经在背叛这个革命本身了。就像罗兰夫人所感叹的：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但我们不能说自由这个理念有什么错，那是假自由名义作恶的人的罪责。

由于法国大革命在横扫旧制度的时候释放了恐怖，在当时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度，却让拿破仑的专政得以产生，因此，在一位中国学者看来，这是“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殊不知，覆灭的只是罗伯斯庇尔和那个脆弱的共和国，而不是道德理想本身。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辉煌先驱，法国大革命产生了1789年《人权宣言》，从此启动了世界民主化的进程，它创造出来的精神理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今天作为价值共同体的欧盟，其核心价值即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样性和团结互助。其中的“团结互助”即“博爱”。

◎ 革命不是想要告别就能告别的

对欧洲人仍然推崇的法国大革命价值，一些中国精英似乎视而不见，他们对法国大革命深恶痛绝，似乎天下没有比该次革命更为邪恶的事物了。由于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中国革命也落到一个暴力专制的结果，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感似乎可以理解，这说明当今中国人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忧思。

但一些中国学者的不公平之处在于，他们一味指责法国大革命造成血流满地的历史，却不指责革命之前旧制度下的罪恶。实际上，革命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制度腐朽得让人民无法忍受了。

推崇古典自由的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后，就法国路易十四治下有60 0万人死于饥寒的史实发表评论说：“也许可以发现比路易十四更残忍、更邪恶、更狠毒的暴君，但没有人曾用自己的权力造成那么大的痛苦和不幸。”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衣食无靠以及被视为当然的压迫，重压在一千五百万颗心灵上。正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哲学家、富商大贾、乡村绅士的受伤的虚荣心和相互矛盾的哲学，成为法国革命的动力。而这些也将是一切国家里，一切这样的革命的动力。”

这些历史研究者都道出了法国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深刻指出其社会和历史原因。尽管通向自由的道路上沾满血污，但人们觉得比在旧制度下无声无息地被摧残而死要好。有人认为，是包括卢梭在内的法国文人的“激进”引发了革命，其实，最主要的革命起因是统治者的顽愚和邪恶。

所以，革命不是人们想要告别就能告别的。革命的种子往往孕育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当权者的暴政是人民革命的催化剂。深刻认识这一必然性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如此向往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期的壮丽情景：

“ 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自由的制度，而且要建立平等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项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让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 瑞典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渊源

瑞典是世界公认的社会和谐国家，它珍视法国大革命的椟中之珠，特别突出地继承了平等和博爱等价值。博爱在瑞典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被落实到“福利国家”的制度和一系列社会政策里。今天“瑞典模式”的成功，无疑有法国大革命的一份功劳。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它的产生也和法国大革命有关。在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之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曾多次去巴黎旅行，预感到下层人民不满的怒火将会摧毁法国上层建制。为了防范本国的激进文人煽动群众，古斯塔夫三世于1786年建立瑞典文学院，以笼络控制文人，消除社会的激进革命因素。

两百多年来，瑞典避免了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但不能说这就是古斯塔夫三世的功劳，根本的原因在于瑞典的制度。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瑞典议会就通过法令，废除君主专制和增强议会四个等级的权力。当时议会里除了有代表大贵族的“礼帽党”之外，还有代表市民阶级的“便帽党”。1765年，“便帽党”在议会获得多数，便提出限制大贵族的特权和消除官僚政治积弊等改革纲领。到了现代，瑞典民主制度进一步健全，各个阶层在议会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任何暴力革命的可能。

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20周年之际，我们比较中瑞两国在继承这份遗产方面的异同，认识到，西方国家已经吸取了法国大革命的价值，找到了一条民主的和平革命道路，现在，是中国的“河蟹”找回椟中之珠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南斯拉夫战争的观点。

　　格鲁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

　　格鲁克斯曼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70年代法国“新哲学”潮流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国典型“干预型”（engage）知识份子。从70年代开始，他就活跃于反极权、反越战，甚至反对启蒙传统中将理想强加于社会的政治偏见等活动中。他的学术建树表现在其将战争、极权、激情、爱滋病等现象纳入哲学思考，拓新了哲学范畴。主要著述有：Le discours de la guerre, La cuisiniere et le mangeur d’hommes, Les Ma?tres penseurs, Cynisme et passion, Le XIe Commandement, La felure du monde。1999年7月，本刊委讬陈彦先生就科索沃问题访问了格鲁克斯曼。

　　下面▲代表本刊的提问，■代表格鲁克斯曼的回答。

　　▲　科索沃战争无疑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战争提出了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如主权与人权、强权与公理等。您是一位十分关注这一战争的有影响的哲学家，我们很想听听您的分析。

　　■　这一战争引起了很多争论。这些争论不仅遍及整个西方国家，而且遍及各政治派别。传统的意识形态派别发生分裂甚至重组，比如说，传统上反对越南战争的知识界甚至政界人士，此次就支持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干预。而更多的是右翼人士，在法国是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更偏右的人士，则反对这一干预。实际上在东西冷战时表现十分强硬的人、反共产主义的、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此次似乎成为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狂热崇拜者。在美国，共和党领导人甚至引用贝兹（Joan Baez）的反越战歌词来反对干预科索沃，而在当时，共和党人主张将反战的贝兹送入监狱。

　　我本人对南斯拉夫的立场一直没有变。自我于1991年在前南斯拉夫看到了塞尔维亚军队炮击平民区，看到军队杀害无辜百姓，我就明白到这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军队攻击平民的战争。在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炮击墓地，枪击医院，以达到改变边界、改变权力布局、驱逐异族的目的。科索沃所发生的事，正是我们所见的十年来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这是一场没有两军对峙的战争，这是一场回荡着被困、被围、被残杀的城市和村庄的名字的战争，而围困这些城市和村庄的，正是南联盟的正规军。从这一天起，我就主张利用各种手段制止这种事情发生：外交压力、舆论抗议、经济制裁，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为的是保护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我来说，北约的干预有两个弱点：一是干预太晚，一是干预力度过弱。如果北约在一开始就强烈干预，这一行动持续的时间就会更短，就会较为有力地避免塞族军队与警察进行种族清洗，将一半以上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赶出科索沃。

　　1991年12月，我同十几位欧洲知识份子，其中包括今天已故世的戏剧家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o），在法国《世界报》（Le Monde）上发表公开信，要求当时正在马斯特里赫召开会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就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暴行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在欧洲领土上禁止炮击平民。假如当时欧洲领导人通过了这样一个声明，其后的波黑和科索沃的暴行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　您既然主张对南斯拉夫进行武力干预，那么您的依据是甚么？以甚么名义对科索沃进行干预？以人权的名义？以欧洲的名义？

　　■　我们可以说是以人权的名义，但首先是以欧洲的名义。1945年后诞生的新欧洲，是奠基于对希特勒与斯大林暴政的拒斥之上的。欧洲最后一次强迫平民迁徙的暴行是二战末期斯大林强行迁徙一千万德国人，他们显然并非都是纳粹份子。在此前，希特勒犯下了更为残忍的罪行。欧洲共同体正是要确立这样一个原则：人民有权在其出生之地生活。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是三个在二战中受纳粹蹂躏的国家，波、捷两国尤为惨烈。这三国同德国的和解正是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达成的。任何人不得强迫民众迁居，当然更不得屠杀平民。德国在战后请求了宽恕，这同日本人不一样。一直到现在，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仍然暧昧。德国深深地承认其所犯的罪行，儿童在学校接受这一观点的教育。同时，波兰人也向德国人请求饶恕，这一点也许中国人不太了解，因为波兰在1945-46年间也强迫流放德国平民。波兰请求饶恕是波兰天主教主教在70年代作出的，而当时波兰的共产主义政权是不同意的。同样地，捷克在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被选为总统的哈维尔（Vaclav Havel）到德国向德国人请求宽恕，因为1945年捷克将苏台德地区的德裔农民驱赶出境。所以，禁止向平民发动战争是欧洲和解的原则，是民主欧洲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欧洲民主、欧洲联合的先决条件。

　　当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于1991年发动这样一场战争的时候，欧洲政界手足无措，但公众则极其厌恶。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则到实地考察，渐渐影响大众舆论。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实际上危及整个欧洲战后的秩序，动摇欧洲联合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说，对科索沃的干预，正是基于欧洲的合法性，为了防止欧洲再度坠入1910-45年这种自杀的战争，尽管这一干预有些过晚。

　　▲　如果说对科索沃的干预是以欧洲的名义进行的话，那么怎样解释美国的参与？

　　■　美国同欧洲各国政府一样，开始是根本不愿意干预的。捷克总统哈维尔最先意识到南斯拉夫问题并非一个局部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威胁到整个欧洲的问题，事关欧洲的命运。渐渐地，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欧洲政府开始感到羞耻，因为有人在欧洲的中心任意杀戮平民，也为一个如萨拉热窝这样的城市被包围五年而羞耻。在萨拉热窝，包围城市的塞尔维亚族军队不仅在周围的山上向市内炮击，而且一些塞尔维亚职业射手更以枪击出门打水、买面包的孩子为乐。这种局面实在是欧洲的羞耻。传媒长期报导波黑事件，公众压力日益扩大，逼迫欧洲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欧洲政府的态度使得美国政府面临选择，要么参加，要么反对。美国也有少数知识界人士、记者指出，欧洲一旦发生战争，回到本世纪上半叶那种状态，美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但是美国离科索沃很远，有大西洋相隔，美国此次决定干预，简直近乎奇迹。美国政府如果决定不干预，美国舆论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对之声。

　　伊拉克战争有石油资源，伊拉克的飞弹也可以打到以色列去，有一个关系到全球战略的问题，科索沃既无资源，也没有可以影响世界的其他因素。欧洲的和平、平民的生命是欧洲政府干预的原由，也是美国干预的原由。

　　▲　有人认为，美国干预的实际目的是要抑制欧洲、阻止欧洲联合的进展。

　　■　抑制或阻止欧洲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让这个癌症长期留在欧洲的心脏。南斯拉夫危机自然会牵动整个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的周边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等是不能长期容忍本族同胞被屠杀的。这即是说，如果没有北约干预，欧洲中部就将会有一个类似于塞浦路斯、巴勒斯坦或者克什米尔的局势，欧洲的心脏地区就会长期留存一个恐怖主义、游击战争的冲突之源。对于美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为理想的削弱欧洲的途径了。美国此次出兵干预，是帮助了欧洲，而不是削弱了欧洲。

　　▲　怎样理解俄国甚至中国在这一行动中的角色和反应？

　　■　对于俄国与中国来说，此次战争确实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米洛舍维奇的用意十分清楚，他希望将俄国与中国拉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去。对于俄国，他以泛斯拉夫主义相引诱；对于中国，他以反美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为号召。俄国人曾经犹豫，但终于没有选择米洛舍维奇的方向。俄国人和中国人都意识到其本国的国际战略并不是由米洛舍维奇来决定的。中国人其实可以向南斯拉夫提供导弹，但却没有这样做。

　　在当今世界中，发动战争要比缔造和平容易得多，任何一个小独裁者都可以发动战争，但要加强和平则非易事。难道任何一个小独裁者都可以以反美国霸权的名义将俄国、中国这些大国引入一个新冷战之中吗？幸运的是，米洛舍维奇这次没有成功，但我们并不能保证这类尝试永远不会成功。我想中国是知道目前世界局势平衡的脆弱性的。在二十一世纪，发动战争、打破地区稳定的能量日益普及，小国家越来越容易掌握先进的武器。这些国家可以发动战争，却不可以维护和平。北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韩一面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大饥荒，一面却有雄心勃勃的核武计划。朝鲜的局势、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同中国都有关系。一股狂热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印度、对中国新疆都是重大威胁。我希望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应该将尽量避免卷入地区冲突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我对此并没有十足的信心。

　　▲　即使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犯下了种族清洗罪行，但北约的行动则是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种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行为，同时，对南斯拉夫的干预是对南斯拉夫主权的侵犯也是不争的事实。

　　■　是的，南斯拉夫的主权确实被打破了。国际社会也确实有一个尊重各国主权完整的传统，但是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现存秩序，国际法规也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尊重主权是国际法理规则，但也有其他国际法规、国际公约，如关于反人类罪、反战争罪、反宗教迫害、反酷刑等等的规定。要使这些规则都获得遵守，显然是互有冲突的。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存在类似于在一个国家内部那样清晰的一套制度秩序的，国际上并没有一套清楚的制度规定，如法庭、军队、警察、宪法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注意到有一些犯罪行为超出了民族国家主权合法性的范围。比如说，纳粹德国在其国内所犯下的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是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审理的。这一审判向世人宣布，主权合法性既不能成为反人类罪的辩辞，也不能洗清这类罪行，更不能为反人类罪提供合法依据。这就是纽伦堡国际法庭将一些纳粹战犯判以绞刑的原因。日本其实也应该接受国际审判，但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日本采取同样的作法。

　　经过二战的教训，人们本以为此类问题会得到避免，但事实告诉我们，反人类罪仍在继续。冷战期间，柬埔寨发生了灭族大屠杀，联合国完全无力制止。这一屠杀为越南的军事入侵柬埔寨所制止，当然，越南并非出于人权的目的。后来，联合国在谴责越南入侵的前提下，决定对柬埔寨进行干预，以制止屠杀，保获平民。这一行动也是一种打破国家主权的行动，虽然国际舆论对此没有明言。实际上，现在国际上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面对一个极为严重的屠杀民众的罪行，谁来首先制止这一罪行，谁就有理。这并非一个国际警察的规则，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国际警察。美国并没有制止柬埔寨的屠杀，中国也没有制止柬埔寨的大屠杀。美国或者中国其实是有能力制止的。这不是警察制度，而是一种消防队救火的办法。火灾发生了，消防队员来救火，是合法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卢旺达。卢旺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在十个星期内，上百万的平民被杀，他们之所以被杀，仅仅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属于图西族人。这场屠杀其实只需五千士兵就可以制止，但联合国没有行动。这场屠杀是由加加梅将军（Paul Kagame）所制止的，加加梅本人或许也是一个战争罪犯，但其制止屠杀的行动则被国际社会在事后承认。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曾向卢旺达人民请求原谅，因为美国没有干预制止屠杀。

　　科索沃问题也属于这一类。由于联合国对此不干预，北约出来制止了这一反人类罪、种族清洗罪。科索沃阿族人被驱逐、被屠杀仅仅是由于他们生而为非塞尔维亚人。联合国如能出面固然好，如果不出面，一个地区军事集团出面制止这一罪行也是正常的、合法的。使这种干预行动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惨绝人寰的反人类暴行。这种行动并非是以某种理想的名义、以世界权威的名义来进行的，而仅仅是一件扑灭危及人类、或一部分人类生存的火灾的行动。这就是消防队的救火功能。此次北约干预制止了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其行动是合法的。但这既不等于说消防队在其本国或在其他情况下没有问题，也不等于说北约今后的行动就一定正义。消防队并非道德天使。

　　▲　在这种背景下，怎样理解人权？北约乃至美国是否代表着人权？您曾经提出“恶的力量”的概念，能否用来解释此次科索沃战争？

　　■　北约此次的行动是符合人权的，但不等于北约代表着人权。美国也不代表人权。美国支持阿富汗的达里班学生军就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种罪行。代表人权的是一次制止种族屠杀的行动，而不是某一政府、国家。我以为，人权是反对非人类、非人道的行动，而不是将人提升为理想的人。今天科索沃人将能够有权像其他人一样生活，但并不因此就提升了他们的道德水准。他们中间会有罪犯，会有腐败份子。他们的人权就是他们能够同其他人一样生活，而任何人均无权取消他们的这种生活权利。

　　我不是道德主义者，我并不关注人是否能够进入天堂的问题。这是宗教或意识形态关注的问题。人要进天堂，就要求合乎天堂的标准，由于天堂的标准不一样，就可能发生冲突。天堂标准无法统一，但我们却可以较容易就地狱的概念获得共识。在二十世纪，地狱的概念是甚么？是集中营，是种族灭绝，是强迫儿童工作，是杀人的地雷等等。这种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地狱，是一个较容易沟通的概念。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就是这种地狱，而美国也许认为共产主义是地狱。但对于一个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来说，不管这一集中营是希特勒的、是斯大林的、是狂热伊斯兰的、还是其他极端民族主义的，集中营中这一囚犯的境况并没有甚么不同。集中营囚犯的经验是世界共同的。同样的，很多人都具有杀人的、迫害人的冲动，这也是世界共通的，即是说，同善相比，恶更具有世界普遍性。善的普遍性仅仅是人类具有共同反对恶的本性，因而所谓普遍的善，其实就是反对普世的恶的善。善是抵抗恶的大堤。只有筑起尽可能多的善的大堤，才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德国目前的情况很能说明这一点。德国绿党领袖费舍尔（Joschka Fischer）现在是德国外长，他是我三十年来的朋友。费舍尔表示，当塞尔维亚姆拉吉奇（Ratko Mladic）将军在电视镜头之下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杀约一万人的时候，费舍尔对绿党表示：“我既反美，又反北约、反战，我也反对德国军队参与任何国际行动。我曾经坚决反对越南战争，我也上街游行反对美国等等。我没有变，我仍然反对战争，但是我也反对比战争更坏的罪行，而且倾我一生竭力反对──我反对奥斯威辛（Auschwitz）纳粹集中营。当一个军事将领在电视镜头前将男人与妇女、儿童分开，三天之后，男人全被枪决，妇女、儿童中一部分被枪决，我们知道将发生甚么事。这自然还不是奥斯威辛，但奥斯威辛则是从此开始的。我们德国人应该知道甚么是‘最恶’。为了制止这个‘最恶’，为了使奥斯威辛不再重演，尽管我反北约、反美、反战，但我主张干预，主张进行有限战争，主张德国军队参与国际行动。”这一立场，曾经使费舍尔成为德国绿党的少数派。但今天作为德国外长，费舍尔正是实行这一原则。

　　现已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科索沃国际托管政府负责人的法国卫生部长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也表白了同样的意思。1969年，他作为医生在尼日利亚进行人道救援时见到种族灭绝暴行时就表示：“我没有经历纳粹集中营，没有经历红色高棉大屠杀，正是因此我们应该干预。因为我们曾经没有能够制止对平民的屠杀，所以现在必须制止这种屠杀。”

　　也许这些是欧洲的故事，是欧洲的命运，离中国似乎较为遥远。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亚洲某地发生种族大屠杀，日本人表示，我们曾经在南京犯了屠杀罪，我们曾经是罪人，正是因此，我们要制止这种屠杀再次发生。如果有这种情况，中国人也许不难理解。中国也应该制止这类屠杀罪，因为中国人曾经经历了南京大屠杀。

　　科索沃的情况使欧洲人回想起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暴行，这是欧洲人主张武力干预的历史动因，也是北约干预的最基本动力。

陈彦译

《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十月号总第五十五期